（中共二十大·声音）华媒聚焦二十大：新语汇答时代之问 新动向许未来之期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(金旭 徐文欣)中共党代会是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风向标。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背景下，正在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，华文媒体对此高度聚焦。

　　法国《欧洲时报》将中共二十大比作百年大党“应考”百年变局的全景答卷。其社论称，中共二十大报告中，不变的是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衷，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，是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持。

　　报道还表示，中共二十大报告字里行间透露“开放”二字，既是对海外针对中国经济政策质疑的有力回应，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吃下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
　　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在众多“新语汇”中，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，称其框定了中国模式的样子，也借此消除相关误解和幻想。

　　日本《东方新报》刊文表示，在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，中国作为多边合作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倡导者、推动者，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，也兼顾全球共同利益，将推动全球现代化的持续加速。

　　中共二十大带来的新动向成为华侨华人的关注点。身在海外，他们为祖(籍)国的发展欢欣鼓舞。

　　菲律宾《世界日报》发布社论称，海外华侨华人虽远离祖(籍)国，但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把他们和中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中共二十大报告让华侨华人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、满怀信心。

　　罗马尼亚《欧洲侨报》发文表示，中共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振奋人心，海外侨胞高度关注大会为中国及世界在经贸往来、和平发展、文明交流等方面带来新动能和新机遇。

　　葡萄牙《葡新报》发文称，中国向170多个国家的海外同胞发放“春节包”“健康包”，通过“春苗行动”协助460多万海外中国公民接种疫苗，始终把海外同胞的冷暖安危牵挂于心。外交为民，让海外同胞背后有依靠，心中有温暖。

　　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。美国《侨报》指出，中共二十大报告结合“时”“势”之变强调反“独”促统两手抓，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，既着眼于心平气和厚植民意，也掷地有声“反独”“反干涉”，展现了定力强大、情绪稳定、作为审慎、精准施策的形象。

　　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“造福台湾同胞”。香港《大公报》对此发文称，这个提法既有新意又有善意。多年来，大陆推出的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，本身就是实实在在造福台湾同胞。报告进一步释放了善意，希望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一道携手打拼中国的未来。(完)

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